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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客动态

郭震洲:新金融良性发展 呼吁监管新思路

2014-12-10

  最近几年,中国的金融服务领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在传统金融机构之外,各类线下的金融机构及依托于互联网的P2P网贷平台、第三方支付等不断涌现。然而由于投资的盲目性与监管的不完善,新型金融机构的各类服务衍生出的系统性风险正日益突显。

  厘清中国金融行业目前的发展现状及态势、明确新型金融机构的法律地位、对新型金融机构及其创新金融产品的监管,是当下国内金融行业及监管层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从今年10月下旬开始,由《国际金融报》主办的“浦江金融大讲堂”邀请到部分金融行业从业人士及高校学者、法律界人士,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集中探讨。

  夸客金融创始人兼CEO郭震洲博士在会议上表示,中国互联网金融行业尤其是P2P网贷领域存在较大的风险。政府有必要加强监管,让风险控制能力强的企业生存下来,避免出现行业性的集体风险。

  互联网金融 -“新”意何在


  近年来,围绕金融领域改革创新的进度,国内一直争论不休。与此同时,伴随着各类新型金融机构数量的不断增加,监管层面也在探索新的监管方式。但无论新型金融机构的法律地位如何,其对中国金融改革的意义都有待明确。

  究竟何谓新型金融机构?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陈岱松长期研究国内金融改革,也曾在券商服务多年。他在“浦江金融大讲堂”讲座中表示,新型金融机构的“新”,正是体现在这类机构做了传统金融机构不愿意做的事情,是“查漏补缺”。

  他认为,从概念界定上看,除了银行、证券、保险、信托之外的其他金融形态,大体上可以界定为新型金融机构。但其实这类新型金融机构在内部业务及监管层面都有很大的差异。这些不同于传统金融机构的新型机构做了传统金融机构不愿意做的事,对金融行业起到了自己的独特作用。

  “从不同类型的市场主体来看,他们有着多元化、多层次、多种类的金融需求,现在很多新型金融机构,他们相对于传统金融机构的服务而言,实际上是起到了查漏补缺的作用。这类新型金融机构,更多体现为民间的金融,这应该在政府政策的引导和制度安排下,向集约化和规范化方向发展。”

  新型金融机构对于盘活民间资本、提供多层次、多种类的金融服务意义重大。但陈岱松也注意到,政府目前对民间金融的政策有“先放开”的趋势,监管方面则相对滞后。“这一问题,政府应该已经留意到,目前正在调研,可能很快会出一些规定。”陈岱松说,从监管角度看,“对P2P网贷公司,政府应该加强管理,让正规经营的企业能够在政府的规范中存活下来,在行业中占有一定地位。”

  对此,本身是P2P网贷行业从业人士的夸客金融创始人兼CEO郭震洲也认为,政府有必要加强监管,让风险控制能力强的企业生存下来,避免出现行业性的集体风险。

  互联网金融 - 新产品风控失效


  对于金融行业风险集体性爆发,钢贸危机可谓是最近两年的一个典型例子。而此次危机背后,金融机构对于创新产品的风控不严是导致问题的关键原因之一。

  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初任法官尹伟称,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钢贸类案件持续猛增,与此同时,钢贸案件欠款当事人的信用卡欠款案件也大量增加。“钢贸危机的涟漪效应显著,这本身是银行金融借款案件,但因为银行有信用保险,危机发生后,银行可以向保险公司索偿,接着演变为保险案件。此外钢贸危机也涉及到一些融资担保公司,有些公司已经名存实亡。”

  尹伟认为,钢贸危机的集中发生,与2008年后部分商业银行激进扩张、大量发放贷款、对风险控制不够严格密切相关。而银行创新出来的“浮动质押”方式是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夸客金融创始人兼CEO郭震洲曾长期从事金融机构风控工作。他也认为,中国互联网金融行业尤其是P2P网贷领域存在较大的风险。这很大程度上缘于从业人士金融知识缺失及风险管理能力不足。

  “我感到目前从事互联网金融的主要有几类人,一类是由互联网起家,虽然具备互联网思维,但不懂金融业,也不懂风险管理,第二类是地下钱庄、民间借贷、典当行等,目前也纷纷改称P2P,这一类数量上很大,现在大家都叫互联网金融了。”

  郭震洲表示,“目前全国共有1500多家网贷公司,但管理团队中真正有金融和银行业背景的非常少,这从长远看,会是个问题。美国的监管机构有个要求就很好,要求新型金融机构的主要管理团队必须要懂得传统金融机构的基本准则,必须懂得基础的金融知识。但我们中国大部分P2P网贷公司的领导团队没有,很多公司不透明,其财务状况、违约率的口径都很不统一。”

  互联网金融 - 金融改革进度分歧


  对待金融改革及创新,国内一直存在两种主要意见。一种观点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在于改革的步子较慢,因此主张加大改革的力度,持有这种看法的主要是西方经济学界及国内部分激进人士。而另外更为主流的观点则主张继续“摸着石头过河”,在金融改革中维持渐进式的主旋律。

  路透社驻上海高级记者陆建鑫认为,国内有很多专家认为中国的金融缺乏创新,但实际上,中国的金融改革并非没有创新,“社会融资规模”概念就是中国的重大创新。

  “社会融资规模”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在2011年初提出。陆建鑫认为,这一指标目前主要由中国采用,已经是观察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指标。在他的观察中,社会融资规模的数据已经成为西方投资银行研究中国经济的最重要的数据之一。“他们通过对社会融资规模的研究,分析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方方面面的表现,以及对国际经济和市场的影响。”

  “央行推出社会融资规模的概念主要的意图是促进公司通过资本市场,即股票和债券市场的长期直接融资,通过银行间拆借和货币市场短期融资,减少公司对银行人民币贷款,即间接融资的依赖。但在实践过程中,银行在增加非贷款的融资比例的过程中,大量进行了信托贷款、委托贷款、理财产品等表外业务,导致了影子银行业务的暴涨,大幅提高了银行的杠杆率,而实体经济在金融脱媒的过程中受益有限,威胁到本应以支持实体经济为主的金融体系的健康和安全。”

  陆建鑫以2013年6月的“钱荒”事件为例指出,由于监管层的决策失误、而出现的激进式政策,不利于国内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

  “中国的金融改革不应该设定时间表,而应该以相关的改革为前提,这些前提主要包括:第一,要优先发展金融市场,完善金融法规,特别是推动法律法规的严格实施;第二,要改善管理层的监管水平;第三,改革应该以点的改革为基础,而非面上的改革;第四,在配套改革未完成之前,政府仍应该是价格发现最重要的一方,应有逐步过渡的过程。”

  陆建鑫认为,“纵观中国过去30余年的改革,渐进措施集腋成裘,成效卓著,而超出中国现实能承受的激进步骤也多次造成失败,不得不推倒重来。实践证明渐进原则仍应是中国金融监管改革的主旋律。”

  “不能管死”


  陈岱松认为,新型金融机构的发展仍面临不少的障碍。首先是没有明确的法律身份。比如所谓的众筹以及P2P网贷,完全从国外引进,而在中国,面临的政策环境与国外有很大差异,有些新型金融机构甚至还没有纳入政府的监管。

  其次,与传统金融机构相比,新型金融机构没有平等的地位。“比如小贷公司,尽管银监会已经出台了管理规定,但监管面仍觉得小贷公司数量已经很多了,再多可能会出乱子。对于这类新型金融机构的存在以及发展必要性,目前监管机构和社会的认可度还存在一定的差距。”陈岱松表示,“此外,政府虽然将小贷公司界定为发放贷款的机构,但小贷公司从银行借款的利率却和一般企业一样,纳税也比照一般企业。小贷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一直要求获得平等的待遇。”

  再次,则是融资渠道不足。陈岱松认为目前新型金融机构的资金总体上仍然比较缺乏,融资难度很大。

  “如果资金不能有效融通,难免会出现非法集资等踩红线现象。另外,部分新型金融机构出于成本考虑,对法律的重视程度也不够。”陈岱松说,“政府应加强对新型金融机构的监管,但同时也要注意边界,既要监管,又不能管得太多太细。”

  在陈岱松看来,从新型金融机构本身的业务发展方向来说,应该是满足多样化的金融需求,此外也要服务实体经济,比如三农与小微企业。而从监管层面角度来说,首先是要有完善的法律法规和监管环境,另外也要完善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权益保护等制度建设,给予新型金融机构平等的地位。

  在一个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中,发展传统金融的同时,也应该鼓励发展各类新型金融机构,政府应该提供制度与政策上的支持,让新型金融机构和传统的金融机构形成错位竞争,合作发展。让整个社会各个阶层、群体,都能够得到金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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